跟隨著社會的發展，校園也越來越多元化發展，很多學校也越來越重視校園文化的深層次建設。
然而，校園文化建設并非一蹴而就，目前從事校園文化建設的企業主要提供雕塑小品、校園形象識別系統等一系列外在的服務內容，針對校園文化深層次內涵的服務內容可謂是少之又少。
那么校園文化建設是應該由內及外，還是由外而內？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名校的文化。
創建于1897年，被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稱譽為“東方劍橋”的浙江大學，前身為求是書院，世界著名科學家、教育家竺可楨特別倡導"求是"精神，并深深地融入到了浙江大學的建設和發展中去。
1936年4月25日至1949年4月，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共13年。這13年里，日本入侵，國土淪陷，戰爭不止，竺可楨校長辦學時條件艱辛，環境惡劣，再這樣的環境下，竺可楨校長仍然堅持辦學，是全世界大學中罕見的。竺可楨為了保護浙大師生安全，1937年11月11日帶領全校師生西遷，途經浙西、贛中、桂北、黔北農村與山區，行程2600多公里。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戰火中，浙江大學不但沒有消散，而且辦得更生氣勃勃，集聚了蘇步青、談家楨、盧鶴紱、王淦昌、譚其驤、陳建功、貝時璋、蔡邦華、王葆仁、胡剛復、錢令希、張其昀、羅宗洛、張肇騫、梁守、蘇元夏、馬一浮、鄭曉滄等國內許多著名教授，研究成果重重，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到實地考察后，把浙江大學贊譽稱之為"東方的劍橋"。1936年竺可楨校長到浙大時，全校只有文理、工、農三個專業學院，學生400余人。西遷至遵義時，文理分開，又設師范學院。1946年浙江大學遷回杭州后，增加法、醫兩學院。此時，浙江大學共有7個學院。到1949年，在校學生達2000多人，成為當時全國最完善的兩所綜合性大學之一。
浙江大學展現這樣的一個辦學奇跡，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是竺可楨校長創立和提倡"求是"精神，并竭心盡力地帶頭身體力行。"求是"精神是竺可楨教育思想的精髓。浙江大學的"求是"精神來之不易，是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誕生的，是竺可楨校長給浙江大學創造的寶貴財富。
竺可楨校長為什么要將"求是"樹立為校訓?為什么要倡導"求是"精神呢?他在與新生座談時指出，"各位到這里來，應該明白了這里的校風。一校有一校的精神，英文稱為CollegeSpirit。世界上的著名大學，都有體現它的校風、學風和精神的校訓。例如，哈佛大學的校訓是Veritas(拉丁文，其意義是求是、求真理)。竺可楨校長是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的，他深知一所大學校風、學風的確定和建設重要性。竺可楨在受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第一天，與全校師生見面發表了主題為《大學教育之重要方針》演說時，就提出大學教師對大學學風、校風建設和人才培養重要性的精辟見解，他說："一個學校教育的要素，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、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筑。這三者之中，教授人才的充實，最為重要。教授是大學的靈魂，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，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。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，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，以培育后進為無上職責，就會養成良好的學風，不斷的培植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。
1938年11月19日，浙江大學遷至廣西宜山，竺可楨校長在校務會議上提出，并決定"求是"為浙江大學校訓。校訓確立前后，竺可楨校長或演講或撰文闡述"求是"的涵義。1938年11月1日，竺可楨校長在開學典禮上作《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范》的專題演講；1939年2月4日他對新生又作了《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》的專題演講；1941年初，竺可楨校長為浙大出版的《思想與時代》雜志撰寫了《科學之方法與精神》的論文。上述三文是竺可楨校長論述浙大"求是"精神的代表作。
